伟大先行者孙中山,在辛亥时期,民推翻帝制、建立共和国的丰功伟绩①[:《纪念孙中山先生》(1956年)。],已彪炳史册。历史地估价其共和国思想,是批判地继承他在思想方面留给我们许多有益的东西②的一个重要内容[同上。]。

马克思主义并不一般地否定共和国的思想。恰恰相反,它认为在某些国家,在某一历史时期内,资产阶级共和国不仅是对封建的一个巨大历史进步,而且,即使无产阶级民,推翻资产阶级统治,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以后,共和国仍然可以用来作为改造旧社会、建设新社会的机构;共和国甚至可以成为无产阶级的特殊形式③[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609页:第二卷,第374页]。《马克恩恩格斯全集》第二二卷,第274页。]。长期以来,以破产论、时代不同论为由,贬低、抹杀孙中山的共和国思想的历史地位和历史借鉴价值,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历史主义原则的。今天,我们伟大祖国处在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坚持人民,是建设繁荣富强的社会主义强国的必由之路。有人迷恋三义,是极其错误的;然而,为了坚持人民,总结和批判地继承孙中山的共和国思想,却并非毫无意义。

亥辛是中国近代历史上破天荒的伟大事件,是孙中山民族主义思想的结晶。它推翻了清朝的封建统治,结束了封建主义的漫长历史,开辟了的新时期。周恩来同志指出,辛亥,不仅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而且在中国人民中散播了共和国思想的种子①[《在孙中山先生逝世三十周年纪念大会上的开会词》。]。一九一二年一月一日宣告成立的南京临时政府,是中国制度史的重大转折。它虽然由于主客观原因和条件,仅存了九十一天,但是,共和国的破产,不能简单地等同于资产阶级共和国思想的破产。以成败论英雄,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我们说,共和国的夭折,主要是当时的客观条件所促成的。不能简单地据此来判定孙中山共和国思想的是非。同志说:在社会斗争中,代表先进阶级的势力,有时候有些失败,并不是因为思想不正确,而是因为在斗争力量的对比上,先进势力这一方,暂时不如势力那一方,所以暂时失败了②[《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辛亥失败的一面,也正是这样。辛亥不是在一般意义上的资产阶级,而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历史条件下的资产阶级。亚洲这个还能从事历史上进步事业的资产阶级的主要代表或主要社会支柱是农民[③《列宁选集》第二卷,第424页。]。正因为这样,孙中山的共和国思想,虽然在性质上是资产阶级的,但是,它与西方资产阶级时代的资产阶级共和国思想是不完全相同的。这是带有建立共和制度要求的完整的主义。它直接提出群众生活状况及群众斗争问题,热烈地同情被剥削劳动者①[《列宁选集》第二卷,第425页。]。这种战斗的主义思想体系,首先是同社会主义空想、同使中国避免走资本主义道路、即防止资本主义的愿望结合在一起的②[同上。]。因此,它不仅具有资产阶级性,而且具有反映平民要求的人民性。这也是孙中山在后来所以能由共和国思想进到新式的人民共和国思想的思想基础。

孙中山资产阶级共和国思想的形成、发展,大体上经历了两个阶段:从甲午战争以后到武昌起义,是聚集力量,为准备建立共和国而斗争的时期;从辛亥以后到他逝世,是为维护、坚持和改造共和国的时期。

孙中山创立思想,始于一四年创设兴中会提出创立合众政府的主张。三年后,他讲到宗旨时,明确指出:余以人群自治为之极则,故于之精神执共和主义③[《辛亥》(一),第97页。]。一九○五年,同盟会宣言把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思想用党纲形式规定下来。而一九一一年武昌起义和一九一二年成立中华,是把共和国思想初步变为现实。

孙中山的共和国思想,不是自然而然产生的,而是经过严重的斗争的。他在同资产阶级改良派作坚决斗争中,确立了共和国纲领主张。当资产阶级运动兴起时,资产阶级改良派坚持改良,反对,反对共和,同派争夺阵地,攻击。孙中山奋起予以反击,坚定地申明:、保皇二事,决分两途,如黑白之不能混淆,如东西之不能易位④[《敬告同乡书》,《孙中山选集》上卷,第52-53页。],同盟会成立后,孙中山又有计划、有组织地领导了派同改良派的论战,进一步论述了推翻帝制,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必要性与可能性,传播了共和国的思想,巩固和扩大了同盟会组织,培养和训练了骨干。当时,正是由于孙中山提出和坚持了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思想,一般投身的人们才把他视为谈之初祖,实行之北辰①[黄中黄:《孙逸仙传自序》。]。

孙中山在为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斗争中,重视和强调武装夺取政权的思想,并以此教育同盟会会员。他认为,掌握武器办练军队、实行武装起义,是建立共和国的首要条件。因此,他不遗余力地为此奔走。一九○七年五月至一九○八年五月,他组织和领导了西南边境的六次反清武装起事。南方起事失败后,党内部发生,帝国主义趁机从中破坏。在逆境中,孙中山坚持了武装夺取政权的方针。

武昌起义后,初生的政权,面临着的严重局势,是如何应付帝国主义的干涉和封建势力的反扑。党人必须做出的抉择,是由领袖孙中山执掌政权,还是让帝国主义的新代理人袁世凯取而代之,收拾残局,葬送。在复杂而危蹙的形势下,孙中山坚毅地为捍卫共和国思想和创建共和国而做了不懈地努力。

武昌起义时,孙中山正在美国。当起义成功的消息传来时,他曾决定立即返国应急,主持大计。离美回国前夕,他明确表明:中国的唯一出路是建立共和国取代君主制度。

曾有一种说法:这时的孙中山对袁世凯毫无认识,并对其存有幻想和依赖的心情;在还是共和这个问题上,孙中山表现了极其软弱、妥协的态度,没有坚持共和国的思想主张,以至后来让位与袁,都是在这种思想基础上促成的,因此,孙中山对的夭折,负有完全的历史责任。

事实是否如此呢?历史是最公正的见证:

武昌起义成功后,孙中山考虑的中心问题是如何巩固成果,奠定共和国的基础。当他听到复开君宪和非袁莫属这些的时候,他深恐大功,亏于一篑,对时局表示严重忧虑与关切。再三强调,要建立共和政府的制度。让中国人民选择自己的代表来管理自己事务。为人民自己最高的利益而工作①[《史料与史学》第328页。]。出于这种急切心情,孙中山离巴黎前,驰电回国,希望早日建立共和政府,以巩固共和国的基础。在这个大前提下,他在电文中说:总统自当推定黎君。闻黎有请袁之说,合宜亦善。总之,随宜推定,但求早巩国基②[《日报》1911年11月17日。],有人认为:这封电报就是孙中山软弱、妥协的证件。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不能简单地来推断。我们说,整个来说,孙中山在领导过程中,确实表现出过软弱、妥协的一面,他对袁世凯的认识也确实有不够的地方,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但是,孙中山此时此地的想法,主导的东西是早定国是、早巩国基。而把谁来当总统视为从属于上述大目标的一个问题。从这封电文的基本精神和强调的重点,我们不难看出:总之,随宜推定,但求早巩国基。就是说,早巩国基是首要问题,谁宜于达到这个目的,就该随宜推定谁。一方面,它坚持了共和的基本原则,另方面,它在选任谁的问题上遵循了协商的精神。特别是它清楚地表明:已被公认为领袖的孙中山,没有表露出丝毫非我莫属的意味,说明这位后来被誉为平民总统的孙中山,这时对国家前途、命运的关切,是光明坦荡,没有个人考虑的。

那末,怎样看孙中山在电文里,对黎、袁的态度?我们看到:电文对黎、袁并没有直陈拥戴之意,也未置完全肯定之词。比如,电文说总统自当推定黎君,这里的自当并不代表着孙中山本人对黎的看法和态度,实际上它只是表明孙中山对各省代表在上海会议决议的一种尊重。因为这次会议决定以武昌政府为中央政府,以鄂督执行总统政务。对黎元洪电文不置褒贬,是可以理解的。至于对袁,电文操一种协商口气,说合宜亦善。关键在于强调合不合宜,电文根本没有肯定袁宜。事实上,在他发出那封电报之后不几天,一九一一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在巴黎同法国东北汇理银行总裁西蒙会谈时,曾指出:袁世凯的种种行径与中国的开明精神乖离。袁世凯的狡猾善变虽可能迟滞行动,但决无法阻止的胜利①[上引均见《史料与史学》第284页。]。总之,该电的中心思想,是孙中山瞩目于早巩国基,而任何个人的权位是不屑一顾的。在同年十一月十七日电文中,严正表示厌恶权势利禄之争,明白地信誓:个人名位非所愿争,而前途,岂可轻视②[《总理全集》第182页。]。当然,在严酷的斗争中,孙中山不免有几分幼稚、天真。但是做为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这种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的态度是不该非议的。

孙中山于一九一二年一月一日宣誓就任南京临时政府临时大总统,宣告了中华的成立。如孙中山所说,这是成功而破坏之结果也。此为吾国有史以来所未有之变局。吾民破天荒之创举也①[《建国方略》,《孙中山选集》上卷,第157页。]。也是他共和国思想的巨大胜利。

孙中山任中华临时大总统期间,不计较个人的荣辱权位。努力接近民众,倾听社会各界的呼声。日夜劳心于国家的统一,筹划如何实现主权在民、民族平等、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等重大问题,以期人民生活安定,国家独立富强,使中国成为赶上时代的世界强国。他在上述所有这些地方作出的努力,虽然由于时间暂短和受到客观条件的限制以及帝国主义、封建势力的捣乱破坏,难以卓具成效,但是,它为共和国思想所增加的光辉,毕竟是不可泯灭的。

孙中山认为,夺取政权还要巩固政权。最重要的事情是坚持和维护共和国的总原则。

列宁指出,中华的成立,具有给亚洲带来解放。使欧洲资产阶级的统治遇到破坏的世界意义②[《社会工党第六次(布拉格)全国代表会议》,《列宁全集》第十七卷,第450页。]。它得到世界无产阶级、被压迫人民的同情与支持,却遭到帝国主义的攻击与反对。中华刚一诞生,他们就掀起拥袁倒孙逆流,以外交上拒不承认,经济上拒不借款,施加压力。配合倒孙,妄图把新成立的南京临时政府困死。

当时,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妄图通过插手和影响南北议和来把共和国扼死在摇篮里。面对派的作难与攻击,孙中山不动摇,不屈服,坚持之目的不达,无和议之可言③的初衷[孙中山:《建国方略》,《孙中山选集》上卷,第158页。],反对和议,坚持北伐。当和议不可避免,在不得已的情形下,仍坚决表示:无论如何,北伐断不可懈,断不容以十数省流血构成之,变为共和之谬制④[《辛亥在上海资料选辑》第930、932页。]。坚定地表明了党人只有一在无前,尽扫之流毒,确定共和,以达宗旨①[《宰亥资料》第4页。]。

孙中山认为,制度既已推翻,成立后面临的主要任务,就是巩固政权,建设国家,图谋民生幸福。这不仅是治国根本宗旨,也是国民的公意,在坚持共和制总原则下,孙中山提出和规定了有利巩固、建设的内外大政方针:国内方面,强调实现民族、领土、军政、内治、财政五个方面的统一,以达革新的目的。使国家和人民蒙共和之福,各安其业,拨乱反治,对外方面,庄严宣告建立民族独立国家。争取世界和平,与各国发展睦邻友好关系,既要洗刷过去清政府辱国之举措,也不容存排外之心理②[《辛亥资料》第3-6页。]。

孙中山亲自主持制订了具有宪法性质的《中华临时约法》和方面的一些有利国计民生的法令。

《临时约法》把反对封建的精神精神,用法肯定下来。它的最重要价值,是由根本承认主权在民。明确规定了中华主权属于国民全体。同志说,元年的《中华临时约法》,在那个时期是一个比较好的东西;当然,是不完全的,有缺点的,是资产阶级性的,但它带有性、性。③[《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选集》第五卷,第127页。]它的共和思想基本原则是有历史借鉴意义的。

孙中山吸收孟德斯鸠三权分立和批判继承中国古代任用官员的考试、监察制度合理因素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了五权分立的体制设想。

五权分立即五权宪法。它的实质是在资产阶级内部怎样实施,实现主权在民,职权在政府,亦即由宪法规定国家权、能分立的体系和形式。它的指导思想是由国民掌握政权,政府实施治权。孙中山认为,西方的代议制,人民不能直接行使权力,人民管不了政府,实际上和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差不多,而五权宪法是打破这种阶级的工具。实行民治的根本办法,建设国家的基础,①[《孙中山选集》第795、575页。]它的核心是政权与治权分开,又互相制约。政权属于人民,政府则依发挥其职能。人民执掌权力,直接去管理国事,管理,管理政府;政府有职有能,即治权。政权决定治权,治权要为政权服务,官吏、政府都是人民的公仆。孙中山说:人民有了大权,政府能不能够做工夫,要做什么样的工夫,都要随人民的志愿。人民随时要他停止,他便要停止。总而言之,要人民真正有直接管理政府之权,便要政府的工作随时受人民的指挥②[同上书,第760页。]。人民就是政府的原动力。③[同上书,第748页。]至于治权怎样实现呢?孙中山说,关键在于要通过考试权,把有真才实干的人材选拔出来,他们是有本领,忠心为国家做事,我们就应该把国家的大权付托于他们,政府有了这样的能力,有了这样做工的门径,才可以发出无限的威力,才是万能政府。④[同上书,第740页。]在五权分立体制下,成为治理全国事务的万能的有很高工作效率的机关,它必须听人民的指挥,以为人民造福为唯一宗旨。这是孙中山的权能分立学说比西方资产阶级的分权学说更为进步的地方。

孙中山根据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国情,提出了各民族团结的五族共和原则。

孙中山认为,为了振兴中华,坚持共和的基本原则,和国内诸民族,共处共荣,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条件。他在就任临时大总统后,多次申明,五族共和是立国基本原则之一。其根本在于各族人民的团结,其目的在于达到中华民族的统一。他说: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是日民族之统一。对外:持平和主义,与我友邦益增亲睦,使中国见重于国际社会。对于满清时代辱国之举措,及排外之心理,务一洗而去之。①[《临时大总统就职宣言》,《中山选集》上卷,第82、83页。]可见,五族共和思想,包含三个相互联系的方面:(一)在建设统一的新国家基础上,各民族平等,团结和统一;(二)民族团结是以为灵魂的各族人民的大团结;(三)在国家、民族独立的原则基础上,实现中华民族的自主,与各国各民族友好亲睦,反对媚外辱国和盲目排外。

五族共和发展了孙中山民族主义,也充实了共和国思想的内容。它起了积极作用,具有重要的历史借鉴意义。如孙中山所说,它不以复仇为事,且有利于克服统治阶级制造的民族隔阂,民族偏狭观念,单纯排他的复仇心理。在资产阶级允许的范围内,它把纳为总问题的一部分,使反对民族压迫和实现包括满族在内的民族平等,互相联系、结合起来,使破坏旧制度与建立、建设新制度,互相联系、结合起来。正如列宁所说:每个被压迫民族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都含有反对压迫的一般主义内容,而我们无条件支持的正是这种内容②[《论民族自决权》,《列宁选集》第二卷,第524页。]。

做为党和共和国的最高,孙中山在临时大总统的职位上,表现了不争名、不图利,全心全意为国家民族和人民着想的品格。如:清帝宣布退位后,他履行诺言,第一天得到通知,第二天就宣布辞职,不恋栈、不贪权、不食言。他带头宣布:自大总统至一般公务员,都是人民公仆。任何官员,都不许摆官架子,废除大人、老爷之类的称呼。所有这些举措,都是一般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所做不到和不肯做的。他后来总结一生经验所得出的必须唤起民众的结论,在这时是已经有了一定的思想基础的。

孙中山的可宝贵的性格,是他不断追求真理,向往光明。因此,他比较一般资产阶级家思想家,更少一点矜持成见,囿于空说。时代变了,当历史要求他前进的时候,他勇于纠正阶级的偏见。十月、五四运动、中国党的诞生、工农运动的兴起和高涨,给予孙中山的思想发展以巨大的推动力。还在中国一大召开之前,他的共和国思想即已有了新的发展和进步。一九二一年底,在中国党代表介绍奉命来中国的国际代表同他会谈以后,他即酝酿和产生了改组军队、改组党、改造国家的思想。他对中国党表现了合作的诚意和友善的态度,并明确表示了要以俄为师,以党人为友。一九二二年一月,他发表了《实行三义改造新中国》一文,预示了他从旧三义向新三义的思想转变。他说:吾人今日由旧国家变为新国家,当铲除旧思想,发达新思想。法、美共和国皆旧式的,今日唯为新式的;吾人今日当造成一最新式的共和国①[《孙中山选集》上卷,第439、438页。]。鲜明表达了要走新式的共和国,即人民共和国的道路的意向。一九二四年一月,在中国一大,他提出了中国与民众相结合的问题,语重心长地说:当努力于赞助国内各种平民阶级之组织,以发扬之能力。唯与民众深切结合之后,中国民族之真正自由与独立,始有可望也。①[《孙中山选集》下卷,第525页。]这时,他在思想上增长了对工农力量的信心,认为之改革,是平民和贵族的战争,经济的改革是劳动家和资本家的战争,其结局是前者一定得最后的胜利②[沈中究:《五四运动的回顾》,《建设》第一卷,第五号。]。正是在这样的思想基础上,他在一大重新解释三义时,在反帝反封建的基本纲领上,同中国党达成了一致,明确了新共和国的思想,把他的共和国思想提到了新的高度。除了无产阶级领导这个条件,其基本内容,和中国党的新主义共和国的纲领和主张,是一致的。

孙中山的共和国思想也有它不足的一面。在一个很长时间内,孙中山特别着重于政体的研究,这是必要的;然而,他一向忽略国体问题,特别是对于一个阶级的统治具有决定性意义的领导权问题,和对于国家的主要成分–军队(党自己创建、领导和掌握的军队)问题,表现轻忽。这样,即使法制怎样地完善,却因为没有保障实施的条件,或者流于一纸空文,或被敌对势力毁于一旦,篡权坏法,共和遂演为之谬制。孙中山后来有所认识,承认了自己的错误,但是,已经是有心,回天无力,追悔莫及了。在这一点上,孙中山留给我们的教训,同样也是有耐人深思价值的历史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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