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过一张照片,照片中展示了一个曾经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国家,也是改革开放最早、市场体制最完善、人民生活水平最高的国家——大南斯拉夫。在过去的45年里,这个国家一直引领着社会主义潮流,可是在1991年,一切都随之发生了变化,国家分裂成了多个部分,就像五马分尸一样。从那时起,只有由塞尔维亚和黑山组成的小南斯拉夫苦苦挣扎着,面对国际制裁,严峻的现实。后来,面对以美国为首的北约78天的狂轰海滥炸,这个国家更加落魄,处境堪忧,彻底陷入困境。这个英雄的人民,历经了苦难的历程,最终却遭遇了悲剧性的结局。虽然原因有诸多,但是一直存在的各种民族利益冲突是导致这一悲剧的根源所在。

此前,曾有二十多个民族存在于这个国家之中,其中有六个大的都有自己的共和国。回溯历史,国家的兴衰和人民的祸福都与民族的利益冲突密不可分,这或是遭受各种不幸的总根源。洗衣盆撒上墨水,唯一的结果就是把里面的衣服全部染上这种颜色。这句话非常形象地表达了民族关系演变的原理。

在我曾经居住的前南,民族关系演变的特点非常突出,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自上个世纪初建国到社会主义南斯拉夫的解体,民族间的冲突一直没有停息过,即使在铁托时期,矛盾斗争也始终没有被平息。其次,冲突时常变得极其激烈和残酷。在二战前,克罗地亚人曾暗杀国王,塞族曾集体杀害克族议员。二战期间,南斯拉夫牺牲的170万人中,相当一部分是克塞两族之间相互屠杀的结果。在90年代,克罗地亚、波黑和科索沃的冲突中,共有上百万人丧身战乱,其中波黑的死亡人数达到了20万人。第三,冲突主要集中在塞族和其他民族,尤其是克族之间。当塞族和其他民族发生摩擦时,其他各族总是暗中支持对抗塞族的一方。例如,在科索沃和阿尔巴尼亚族之间的冲突中,其他各族一直给予了不同程度的支持。最后,在解放的历程中,我们没有找到切实有效的解决办法。虽然铁托推行了大小民族“一律平等”和“团结友爱”的国内政策,同时他也是不结盟运动的旗手之一,但这些努力似乎并没有改变民族关系演变的大趋势。我们的内外政策曾经使我国保持了二、三十年的繁荣稳定,但我们仍然无法避免“按下葫芦浮起瓢”式的往复循环。即使在我们的领袖健在的时候,矛盾就已经开始表面化了。他死后十年,一个原本好端端的社会主义国家就在民族仇杀的烈火中化为乌有。

下面我将介绍几个我所经历过的情况。

首先是改革夭折的原因。80年代,我们国内非常关心研究南斯拉夫的经验。就在这个时期,南的经济状况变得越来越糟糕,这引起了我学术界和领导层的思考。1988年,我被派遣到南斯拉夫当大使。赴任前,部长交代给我,南斯拉夫是实行改革政策最早的社会主义国家,本来进展不错,但现在越来越困难。中央领导非常关心这个问题,希望我在到任后好好研究一下。我到任后带着这个题目走访了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和波黑三个共和国,访问了中央和地方的许多官员和专家。最终,我发现问题主要出在各共和国之间存在的矛盾。而问题的根源是什么呢?南斯拉夫曾经实行过社会自治制度和协商经济体制,在早期取得了巨大的成功。然而,随着联邦当局权力逐渐下放,各共和国(民族)开始打着加强“自治”和“协商”旗号,纵向与联邦政府争夺权力,横向相互之间争夺利益。结果是,联邦政府逐渐失去了权力,各共和国的权力却不断扩张,民族主义不断膨胀,并形成了多个分散而平行的经济、权力中心。各共和国的当局权力日益扩大后,并未认真贯彻社会自治和经济协商制度,而是实行官僚集团的集中领导。例如,企业和社会团体的代表大会和选举制度只是有名无实,生产计划全部由共和国政府下达,企业和社团的领导人也都由他们委派。政企依然合一,权力并未真正下放。因此,其他社会主义国家计划经济和管理高度集中的那些弊端在南斯拉夫也都存在。我们得出的结论是,南斯拉夫经济改革中途夭折,主要原因是各共和国自治省并没有真正实行国家的改革措施,而是截留了联邦下放的权力,形成了“中梗阻”的症结。亲身经历了这件事情后,我开始意识到在南斯拉夫的问题是如此尖锐。使馆向国内报告了上述看法后,我们收到的反馈是:钱部长向马大使交代的问题已经得到了基本解决。 我到了南斯拉夫之后不久,就目睹了科索沃问题的猛烈爆发。整个科索沃省爆发了连续不断的全民性集会,贝尔格莱德和塞尔维亚城镇也出现了更大规模的集会和极具煽动性的言论。塞族群众封锁了联邦议会大厦大门,导致了一片混乱。刚开始我还比较迷茫,后来同志们帮助我理清了思路。 铁托时期的民族政策的一个主要方面是反对各族的民族主义,重点是遏制和削弱大塞尔维亚主义。最为突出的措施是在塞尔维亚领土内建立了科索沃和伏伊伏丁纳两个自治省,并赋予他们和共和国大致相等的权利,以安抚阿尔巴尼亚族和匈牙利族的民族主义者。然而,塞族不能容忍境内小小的阿尔巴尼亚族(还有匈牙利族)与自己平起平坐,因此早就想把他们驱逐出境。自从南斯拉夫联邦国家崩溃以后,科索沃民族主义者越来越嚣张。在我所待的那段时间里,科索沃地区的独立运动达到了一个新高度,形势非常紧张。有人说,克罗地亚人铁托在塞尔维亚胸膛上扎了两刀,因此许多人对铁托心存不满。虽然铁托一直在削弱大塞尔维亚主义,但实际上并没有削弱成功,而是被压制着。大塞尔维亚主义憋足了劲,在铁托去世不久后就爆发了。1986年,米洛舍维奇成为塞尔维亚的领导者,代表着塞族强烈情绪的历史性人物。与此同时,阿尔巴尼亚族的民族主义分子的野心日渐膨胀。他们不仅不满足于自治省的地位,还要求脱离塞尔维亚,建立独立的共和国,甚至有极端分子提出了与阿尔巴尼亚合并的口号。所有这些情况都是造成1988年紧张局势的背景。 塞尔维亚当局处理科索沃问题的方针是不参与对话,不区分各方,不疏导当事人的情绪,而是将问题定性为反派分子所造成的骚乱,并宣布了紧急状态。他们增派了军警,逮捕了科索沃省的阿尔巴尼亚族和其领导人,包括一些反对科索沃独立的温和派人士。随后,塞族人士被安排组成了一个新的领导班子。1989年初,塞尔维亚议会通过了宪法修正案,吸收了科索沃省的外交、国防、内务、司法和计划等各大权,仅保留了自治省的地位。因此,科索沃省的问题在当时被迫压制了下去。在我看来,阿尔巴尼亚族的独立运动依然在继续,只是变得更加地地下化。议会虽然被解散了,但还是秘密地召开了会议,于1991年成立了“科索沃共和国”,这在后来被塞尔维亚当局宣布为非法。自那时起,阿尔巴尼亚族的对塞尔维亚进行的所有活动,特别是共和国的议会选举都被禁止。激进分子开始搞武装斗争,成立了“解放军”,武力冲突不断升级。在塞尔维亚军警对武斗分子的打击中,阿尔巴尼亚族的平民也被波及。由此,科索沃局势经历十年的时间,演变至今天的局面。 我知道,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发动了科索沃战争,南联盟进行了英勇抵抗,但由于力量对比悬殊,塞尔维亚遭到了难以弥补的民族牺牲,而科索沃实际上已从塞尔维亚的版图上消失无踪。 我知道,前南的瓦解是因为经济利益上的冲突所致,这导致了危机的发生。在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这种危机达到了顶峰,把前南推向了十字路口:是继续以邦联的形式保持国家统一,还是分裂成若干独立的共和国。虽然危机很严重,但当时有利于维护统一的因素仍占主导地位,因为这符合各族人民的期望。我知道,南斯拉夫在经济利益上遇到一些问题。与其他东欧国家不同,南斯拉夫是一个不结盟国家,不管是西方还是东方的国家,都反对南斯拉夫,因为南斯拉夫的统一对于巴尔干和欧洲的稳定至关重要。 当时的情况是,北方共和国(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虽然有要求独立的呼声,但真实的意图是希望联邦当局更多地接受他们的要求,主张分离的极端分子力量非常有限。联邦政府提出了新的经济改革纲领,核心思想是推行“彻底的市场经济”,按市场原则协调共和国之间的关系,逐步实行私有化,将加入欧洲经济一体化视为奋斗目标。多数共和国对这个纲领表示了赞同。 从本世纪初开始,各南斯拉夫民族生活在一个国家里,相互之间建立了全面的联系,经济关系密切,混合家庭比比皆是,各族人民希望继续和平、稳定地共同生活。在国际上,除德国之外,几乎所有的欧洲大国和美国明确反对南斯拉夫,以保持巴尔干的稳定,防止德国从中得到好处。在这段期间,我们与许多权威人士进行了交流,讨论了南斯拉夫的局势。其中包括图季曼、格里戈罗夫(现马其顿总统)和驻南斯拉夫外交官。格教授是著名的经济学教授,他认为各共和国间的经济联系是决定性的因素,现在已有一个大家都接受的改革纲领,因此肢解南斯拉夫的可能性不太大。1990年底,克罗地亚总统图季曼会见我时说,南斯拉夫不会被从世界地图上消除,但存在的形式将有所改变,克罗地亚主张邦联制。 最有趣的是与美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齐默曼的一次交谈。他对我说,在南斯拉夫问题上,美国和中国的立场是一致的。我们有一些朋友可能想从南斯拉夫得到好处,但这是危险的。在南斯拉夫,出现了一些好的趋势,比如新的经济改革政策和自由化,没有理由阻止它们的发展。正在这个时候,齐默曼接到了来自扎格勒布的一个电话,只听他高声说道:“告诉他们,美国反对肢解南斯拉夫,美国不会支持他们的活动。告诉他们,这是华盛顿的立场,而不是齐默曼的立场。”挂断电话后,他告诉我,电话是他在克罗地亚出差的同事打来的。当时在场的恰巧有一位南通社的记者,他听完齐默曼的电话后立刻告辞离开了。当晚,南通社发布了一条新闻,标题是“美国反对南斯拉夫”,随后南斯拉夫其他报纸均以此为头条报道。这位大使的话得到了广泛关注。 国内国际的形势表明,南斯拉夫的分裂本来是完全可以避免的。但是,由于南共盟的衰落和联邦政府的权力日渐微弱,国家已经失去了运转的中心,命运落到了各个共和国和特别是塞尔维亚和北方两个共和国之间相互攻讦、倾轧的局面。 塞尔维亚族占据着前南斯拉夫2340万人口的37%。在上世纪初的巴尔干战争和二战反法西斯战争期间,他们有过赫赫战功,向来自视为“老大”。早在王国时期,他们就提出了“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国王”的大塞尔维亚主义口号。其他民族的民族主义也不逊色,特别是较大的克罗地亚和最先发展的斯洛文尼亚,他们从来就不认同塞族的主张。拥有天主教背景的克、斯与拥有东正教背景的塞尔维亚之间一直存在紧张局势,他们之间的冲突最终导致了前南的分裂。在当时,北方共和国认为大塞族主义对他们构成了威胁,他们为了摆脱这种威胁,坚决主张改联邦制为邦联制。而塞尔维亚则紧抓维护联邦制的旗帜,反对邦联化,并表示不愿留在联邦的共和国可以自行决定,但所有塞族居民都必须留下来,因为他们要“生活在一个共同的国家内”。但其他共和国认为,塞尔维亚坚持的是以自己为核心的高度集中的联邦制,而所有塞族居住在共同国家的口号,实际上意味着尝试占领居住着60万塞族的克罗地亚的四分之一领土和居住着140多万塞族的波黑的一半领土,因此绝对不能同意。 这场激烈的国体之争最终导致了灾难性的后果。首先,它加剧了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波黑和马其顿的分离倾向,使他们相继宣布独立。此外,在克罗地亚,这场争论引发了大规模的战争,塞尔维亚利用军事上的优势曾一度占领了克罗地亚三分之一的领土,导致了克罗地亚问题的国际化,最终塞尔维亚被迫撤军。在波黑,更加激烈的战争发生了,穆斯林、塞族和克罗地亚族之间的战争破坏了整个地区,导致了大量的流离失所者和难民。我认为,南斯拉夫的历史和实践再次证明了列宁所说的“民族问题是令人最为苦恼的问题”的深刻内涵。 铁托和南共和在建国初期就意识到了本国的严重性,并将正确处理民族关系视为国家生存之本。在南斯拉夫建国之后,这种缓和态势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国家开始步入繁荣的道路。从南斯拉夫的实践来看,解决民族问题的指导思想是实现“民族平等”、“社会自治”加联邦制。由于南斯拉夫的六个主要民族大小相当,彼此之间的历史、文化差异和疆界也很明确,因此,应该认为,在铁托时期,“民族平等”和“社会自治”以及联邦制是解决南斯拉夫多民族问题的有效途径。 可是,后来随着形势的变化和政治局势的恶化,局面变得越来越动荡。南斯拉夫的解体过程中,各种民族主义情绪和政治意见互相激化,导致了大规模的屠杀和民族清洗。塞族曾占据优势,进行了大规模的民族清洗和战争,但最终美国为首的北约介入南斯拉夫,最终达成了代顿协议,保持了波黑的领土完整。至此,1992年初,塞尔维亚和黑山两共和国建立了新的南斯拉夫联盟。 南斯拉夫的解体过程中,死亡和伤害的人数多达数百万,成为了大量难民的来源,经济遭受了多年的创伤。南斯拉夫的解体使巴尔干地区陷入了动荡和不确定的时期。于正确的事物如果超越了合理的界限,它们最终会走向反面,因此,我认为前南的解体已经宣告了它的民族政策的失败。当然,其中的原因很多,包括国际背景等多种因素,但恐怕症结在于上述的辩证法规律不幸地应验了。 在前南建国后的前期,针对南斯拉夫的国情,采取了充分尊重各民族的历史、文化、宗教和语言,大力发展他们的经济和提高生活水平,不搞超过集中的经济管理,让各民族享有名实相副的自治,让人民多一些权利等政策,在前南期间都得到了很好的贯彻和实施,也都发挥了重大的作用,是行之有效的。但是,从70年代美国起,情况就开始发生变化。由于晚年铁托没有承受住各民族主义的压力,因此开始迁就和退让。在他的领导下,南斯拉夫于1971年通过了宪法修正案,大部分权力下放给了各共和国,到1974年通过新宪法时,剩下的行政和经济管理等大权全部被下放,从此,各共和国和自治省变成了国中之国。 南斯拉夫率先放弃苏联模式,选择了自己的发展道路,但是由于民族政策被无限扩大,共和国和自治省的地位无限上升,直接导致了政治、经济、民族关系等方面的混乱和矛盾,最终导致南斯拉夫解体。这个教训告诉我们,政策必须把握好一个节度,不能过多地扩大化,更不能无限扩大化,否则就会导致反面效果。作为南斯拉夫人,我认为前南的解体始于南共盟。为了区分党和政府,南共早已放弃了党对社会的领导作用,变为提供指导作用。在1990年召开的第十四次共产党大会上,我亲眼目睹了该党的分裂。斯洛文尼亚代表率先离席,各共和国之间无法找到弥合分歧的方法。大会提出反对政党垄断,肯定制度化,此后各共和国进行了自由选举,共盟政党相继下台,反对党掌权。取消党的领导作用,国家丧失了维护统一的核心,这是前南留给我们的另一个严重教训。 前南解体的最惨痛教训是,由于权力下放到了地方,国家统一受到了严重损害,导致了南斯拉夫的解体。前南从极端的集中一端走向了极端的分散另一端,把保证国家统一不受损害的那些不可或缺的权力也都下放给了地方,给国家的解体创造了条件。这是我们应该引以为戒的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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