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马鸿逵,可不是一般的宁夏王啊!我可是“西北四马”之一,相较于其他三位同伴来说,我算是比较“善良”的一个了。我可不是简单的土皇帝,我在宁夏也有许多为文明开化作出的贡献。 我家族在西北根深蒂固,从1933年起我就正式担任宁夏省政府主席,担任了17年之久,掌握了军政民政的大权。由于当时的特殊情况,人们称呼我为宁夏地区的“土皇帝”、“一把手”、“宁马”。不仅如此,我的身体肥胖也是一直为人所知的,我的体重据说超过了200斤呢! 在动荡的年代,我和国民政府的关系既疏离又亲近。我18岁时进入甘肃陆军学堂学习,也加入了同盟会,围剿白朗起义时我也积极参与,最初我支持冯玉祥,还参加了中原大战。 但是,自从1929年我宣布“反冯拥蒋”以来,我就带领自家部队盘踞在江苏徐州一带,觊觎着中原地区,试图将势力延伸到西北。从那时起,我与国民政府就开始了一场大博弈。 与我的父亲的关系并不太好。我父亲马福祥曾担任青岛市长和安徽省政府主席,后来还被调升为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委员长。下来宁夏省政府主席之后,我却一直没有自己的军事地盘,被调驻到山东泰安后,我更是满腹怨言,陷入了迷茫之中。 1930年,中央想让我担任甘肃省政府主席,但是我父亲马福祥却不看好我,反而推荐了我的侄子马鸿宾。直到1931年6月,国民政府行政院考虑到西北历史陈旧将领的地位,决定任命我为宁夏省政府主席。 我这位胖子自从掌权之后,名义上宁夏虽然属于中央,但实际上中央政令并不能完全在宁夏落实,实际上成为了一个独立的小国,可以说我成为了一位“土皇帝”。 当我初次担任该职位时,我雄心勃勃,却觉得宁夏的地盘太小,一直不肯就任。但是,1931年发生雷马事变后,我的侄子马鸿宾离开甘肃,国民政府又任命了亲信邵力子为甘肃省政府主席,这又一次挫伤了我的前途。 我在这个特殊的时期接任宁夏省政府主席后,面临的困境可以说是非常艰巨的。我担任宁夏省政府主席是经历了一个过程的。蒋介石当时正在计划一场大棋局,他认为宁夏是西北的重镇,政务不可没有人主持,家族中有马家这样有威望的人物,很适合当地情况,因此蒋介石多次发电催促我马鸿逵迅速赴任宁夏,不要再拖延时间。 我最终决定接受国民政府的调令,于是在1930年9月17日,率领自己的第十五路军从泰安出发,最终抵达河南省许昌,驻扎在那里。当时,我曾经有想过要控制中原,扩大自己的势力。 蒋介石也曾有意让我担任河南省政府主席,因为这样既可以平息我因为失去甘肃而抑郁的情绪,也可以让我的部队参加“围剿”,壮大蒋介石的支持力量。但是,后来局势发生了变化,宠臣刘峙激烈反对,指责我贻误了军机,因此我一直没有收到新的任命。 直到1931年12月,雷马事变结束,我侄子马鸿宾从甘肃返回宁夏后,打算继续掌握主政权。但是我对他曾夺走我的职位心怀怨恨,不愿意立即回到宁夏。事情到了1932年夏季时,我的父亲马福祥在北平病逝,我便借机奔丧,长期不返回部队,四处观望,等着待价而沽。到了1932年冬季,国民政府下发命令,让我马鸿逵将第三十五师留驻河南信阳,并将马鸿宾的新编第七师调配到我手下,由我全权负责。于是我率领所部第十五路军的三个独立旅,沿着北平转平绥铁路前往包头。 当时的我已经认命了。1933年2月5日,我到达宁夏省城,开始了我的宁夏省政府主席任期,并且努力地经营自己在宁夏的地位。1936年9月,我荣获陆军上将衔和一等云麾勋章、胜利勋章的荣誉。 在抗战期间,我担任第8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17集团军总司令,实施了“三丁抽一”、“五丁抽二”的政策,大量征兵,在宁夏地区建立了全省范围内的保甲制度。我高调地执行了三义和消灭烟毒土匪的政策,在宁夏地区成功地铲除了盗匪势力。同时,我还派出了第一、二骑兵旅参加了绥西抗战,为抗战做出了一定的贡献。抗战结束后,1945年12月,我被任命为西北军政副长官和西北行辕副主任。然而,由于一些人的排挤,我在1950年10月带着家人移民到了美国洛杉矶市郊。 在对于乱局中的很多人物做出评价时,我认为最好不要只用道德品质来作为唯一标准。人们应该尊重自己内心的想法,并且追求自己的利益也是符合道义的表现。 1970年1月14日,我在洛杉矶病逝,结束了我的人生旅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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