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古时期的北京依傍山峻地处北方,位于南方的平原上,地域独特、地势险要,以此吸纳了仁德、灵气。北京的建造可以追溯到三千多年前,作为军事和文化中心从未间断,一直被风水大师视为“群山环拥、四面水抱”的理想都城。最早有关北京的记载可追溯至周武王封尧的后人所在之地——今日的北京。春秋战国时期,燕国定都于此。随后,汉代、金代、元代、明代和清代时期也在此不断创造历史。从公元1153年颁布的金成宗的中都制度开始,北京成为全国的政治、文化、商业和交通中心。元代时期,“前朝后市、左祖右社”的就地原则,初步确定了北京的城市规划框架。明代成祖迁都北京后,通过将全城中轴线东移150米,并新建宫殿并在中轴线上布置宗教场所和景观,强调了皇权的核心地位和主导地位。此后,北京以其匠心独具的建筑和独特的城市规划,成为气质和风情怡人的历史名城。

北京的风水地理,对于明代长治久安具有重要的作用。而在清代,北京仍然是都城,城的北、东、西面各增建了一个祭坛——地坛、日坛、月坛,代表着前朱雀、后玄武、左青龙、右白虎四种元素,用来举行共同的祭祀典礼。

在古代中国文化中,风水地理一直是备受重视的。堪舆家们认为:“京城是皇权的心脏,是国家的中枢,在龙脉汇聚之地,需要根据五行的方位进行建筑,向山阳而建,朝北面南,以得到上天的保佑,汇聚五帝的神德。”北京依傍山峻地处北方,位于南方的平原上,正是古人心中建立皇都的理想风水宝地。其西部是太行山脉;北部是燕山山脉,两条山脉汇聚于北京的南口,形成展开向东南巽方的半圆形大山湾,中国传统风水中被称为“靠山临水”,此时山湾环绕着北京平原。地势为西北向东南微倾,企稳花纹着永定河等多条江河,其中桑干河、洋河等河流汇聚形成了永定河。从地理上看,“东依辽碣,西靠太行,北临朔漠,南护中原”,对于发展和防御都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宋代大儒朱熹一生致力于研究堪舆学,他将风水学视为世界的自然科学,拥有一种深入而哲学的见解。他主张太极气、天地灵气和人的力量的统一。为了实现这种统一,任何人都需要在地理系统中找到平衡,使整个环境与自己的活力产生共振。

《宾退录》中记载,朱熹对北京的风水评价很高。他认为,“冀州”地靠山环绕,是龙脉聚集之地。 “云中诸山”代表“来龙”,“岱岳”代表“青龙”,“华山”代表“白虎”,“嵩山”代表“案”,“淮南诸山”代表“案外山”。 这个描述代表了当时朝野对北京地势的看法,对后世影响深远。在元朝,蒙古贵族巴图南非常推崇北京,他在《元史·巴图鲁》中说:“幽燕之地,龙盘虎踞,形势雄伟,南控江淮,北连朔漠。且天子必居中以受四方朝觐,大王如果想统一天下,唯有驻跸于燕京不可。”

明初时,朱元璋的大臣们并不认为北京是建都的好地方。他们认为,此地为元代所倚盘,王气已尽,不宜建都,于是定都南京。然而,《靖难之役》后,明成祖朱棣夺得天下,并认为北京(燕京)是自己的发迹之地。“龙潜于此,多有经营。”他的臣僚们也纷纷上疏表达了北京作为都城的好处:“敬请谨记,北京是圣上龙兴之地,北靠居庸,西依太行,东连山海。眺望中原,一望千里。山川形势具备控制四方、统治天下的条件,可以成为帝王万世之都。”

明朝迁都北京的的决定获得了当时人的一致赞同。然而,到了明朝末年,由于政局的颓势日显,一些反对意见又被提起,将危局归咎于迁都之举。在通观明朝立国将近300年的历史中,一直处于北方民族的觊觎之下,经历了无数灾难。这可能与北京在北边靠近边境的位置有一定关系,但是,导致明朝灭亡的原因并非地理位置,而在于政府的无能,这是历史所证明的。

北京城是在中国风水理论的指导下规划和建设的,从选址、布局到细节装修处处体现着风水学的思想,是风水学应用的典范。自近代以来,北京得到了历代政府的精心保护。新中国成立后,中央政府将故宫列为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使故宫成为世界上唯一完整保存的历经五个世纪的古都。

2、沈阳:地势险要、山环水绕、自成一系

沈阳自古以来被称为“一朝发祥地,两代帝王城”,是中外闻名的历史文化名城。其地理位置优越,北有外兴安岭,西有蒙古高原,东有大海,南有鸭绿江,地形地势局促而险要,自成一系。此处孕育了辽河流域早期文化,并在72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就有人类在此繁衍生息。

从公元前229年设立侯城开始,沈阳经历了2300多年的建城史。1625年,清太祖努尔哈赤在此建都,并满语称其为盛京。随后的1636年,皇太极在此建立清王朝,并于1644年将北京设为都城,盛京成为陪都。

沈阳地理位置独特,使之成为进可攻、退可守的兵家必争之地,也成为汉族文化和少数民族文化相互交流的融合点。此处自然环境复杂多变,其地势险要,山环水绕,自成一系。据《清太宗实录》所言:

根据记录,努尔哈赤于后金天命十年(公元1625年)在召集群臣商议之后将都城迁移到沈阳,尽管有人认为这样做会耗费大量人力物力,但努尔哈赤仍然坚持自己的决定。他认为:“沈阳地形优越,征西明,可由都尔鼻渡过辽河,路程近且直;北方可征蒙古,只需要两三天时间;征南朝鲜,则可通过清河路前进,且在浑河、苏克苏浒河上游伐木,顺流而下作为治宫室或柴火使用,非常适用。山近猎物丰富,河中水族也可捕捞,我已经充分地考虑过了,难道你们不想到这样的地方吗?”努尔哈赤是从军事和生活两方面考虑将都城迁移到沈阳,这奠定了灭明的基础。

风水学认为,沈阳也是王气充沛的地方。古人说:“来龙不去数千里,王侯之地也。”中国自万岳之尊昆仑山分出南龙、中龙和北龙三条风水龙脉,沈城属于北龙的长白山余脉,历经大兴安岭和小兴安岭的脉脉相承、脉脉相连,辗转蹒跚,翻山越岭,回旋曲折,承袭着无尽的旺气,迢迢千里而来,于棋盘山、皇陵山、燕京山、宝城山、船厂山等地交汇荟萃,形成了独具一格、璀璨夺目的风水胜地。

沈城因辉山的压制与平原的压结,在浑河北岸形成了一种独特的风水格局,被视作北方众城之首。母亲河浑河对于沈城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因其汇聚了两岸的地脉和天地精华,护佑沈城,并吸纳东方财气。浑河水系呈S形绕城而过,形成了太极图吉形,生生不息,循环不已。在清初,浑河被辟为皇家河道,其纯净无污染的状态成为物资运输的首选。

如今,沈阳已成为中国七大区域中心城市之一,也是东北地区最大的国际大都市、金融中心、文化中心、交通中心、信息中心及旅游中心。它在新时代焕发出勃勃生机。

太原则是三水包围、险关为塞,因地势极为险要而在历史上备受关注。在风水学中,太原的风水格局独特,有着三水贯穿围绕的特点,这三水分别为晋阳渠、应城河和龙泉河。同时,太原处于险关之地,塞外蛮族不时来袭,因此城防十分严密。历史上,太原诸款食品被赞誉为“入口即化”并备受皇室青睐,也成为太原繁荣发展的催化剂。

太原作为山西省的省会,拥有着2500年的历史,而在这漫长的历程中,太原一直是中国北方军事重镇之一。它被誉为“控山带河,踞天下之肩背”,是古代晋阳邑的发源地。自春秋时期前497年建城起,太原城历经数代国家和政权的更迭,但太原一直保持着其城池的重要地位,并被赵国、前赵、后燕、前燕、前秦、北齐等多个政权选定为国都和京城。在唐代,太原更是地位显赫,因而被封为“北都”,与京都长安和东都洛阳并称“三都”。持续至五代时期,后唐、后晋、后汉及北汉均将太原设为国都。到清代,太原已发展成为我国北方重要的商业和手工业城市。回顾历史,可以发现,从公元至今,太原城始终是中国北方的战略要地,其历史与发展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文化遗产和历史智慧。太原这个名字自11世纪以前便已经与中国历史中众多王朝的兴衰治乱紧密相连。这块土地所孕育的文化历程超过2500个昼夜,涌现出无数留芳百世的文人才俊。在唐代,王翰和王之涣的边塞诗,描绘出苍凉绝美之境; 罗贯中的《三国演义》则开创了我国章回小说的永恒先河; 明末清初的大儒傅山,以纯净的精神和博学多才的学识,成为后世敬仰的典范。元好问、阎若璩等人,也都以自己的才华和勤奋,永载中华文明的方舟之上。 太原能成为文化之都,离不开它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富足雄厚的经济实力和优越的人文环境。首先,太原地处山西黄土高原的中心,周围群山环绕,从古至今都是易守难攻、可攻可守的军事要地。此外,太原处于农耕文明与草原文明的过渡地带,两种文明互动融汇,使得这座城市的文化更加多元包容。其次,太原作为中国北方商贾云集之地,拥有雄厚的经济实力,为文化繁荣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最后,太原的人文环境优越,不少城市建筑、文化名胜和民间传统文化,都是太原人民用心经营、不断传承的标志。总之,太原之所以成为具有历史意义和文化内涵的城市,既是因为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也是因为社会、文化、经济等多种要素的交汇和姓感。生产和生活方式之间的冲突和融合是中原王朝和北方游牧民族政权兴亡和治乱的关键因素。晋阳自古以来便是兵家必争之地,太原人民对于战争和军事生活的经验非常丰富,对于“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的信念已深深融入他们的灵魂之中。历史上的各朝各代都充分利用了这一优势,在当地招募、组建素质精良、战斗力强大的军队,这些军队成为晋阳地区在历史上占据重要战略地位的人文基础。因此,太原这座城市长期处于华夏文明和中原民族力量的核心半径之内,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华夏的文化格局。 除了这些人文因素,太原这座城市所处的地理位置也对其历史和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太原坐落于西北高原,西部与蒙山和天龙山毗邻,东边和南边被汾河环绕,中央是宽阔的平原,三条河流——晋水、汾河和风峪沙河——在此交汇流淌。这种三河包围的地形在干旱的高原上极为罕见,非常适合农业生产,因此太原自古以来就是我国的重要农业区。此外,太原盆地东、西、北三面的山地丘陵地区,植被茂密,水草丰富,是理想的牧场,因此,畜牧业在这里也很发达。最后,太原这座城市的自然矿产资源丰富,早在春秋时期,太原的冶铜业就已经非常发达。总之,作为一座历史悠久的城市,太原受益于其独特的自然和人文环境,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的发展和前进。代兴起于黄河流域之中,也处于中原和西域的交界地带。历史上,西安一直是丝绸之路的重要枢纽。西安古城墙是一座重要的历史文化遗产,其中“金城千里”是对其建筑工艺和规模的完美诠释。与此同时,西安也有“天府之国”的美誉,因为西安气候宜人、资源丰富、物产富饶,这里不仅有令人向往的美景和文化,还有对历史、哲学和科学等领域的深深探索。 古人云:“一方水土养育一方文化”,而西安这座城市正是这句话最好的体现。这座城市独特的自然、人文环境赋予了它在历史上见证中国所有朝代的兴衰更替的重要性。西安经历了古代城市所应有的各种角色与功能,它的历史成为了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为中华民族的文明进步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中国历史的繁荣昌盛与汇聚于长安,这座城市是中华文明的摇篮,也是中华民族的发源地。长安作为中国历史前半期的首都城市,其定都于关中地区与其宏观地理形势密不可分:关中南临秦岭、北滨渭河,气候温和,土地肥沃,这种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成为了朝代建都于此的重要原因。 从周文王时期开始,丰、镐二京相继成为西周王朝的经济、文化中心,也代表了西安作为中国首都城市的开端。在秦朝时期,关中地区成为了延续的根据地,并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制的统一王朝。咸阳与栎阳作为秦朝的首都,对于后来的建都于此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公元前202年,汉高祖刘邦将首演,《西京赋》中所述:关中左抱河山,右括秦岭,函谷之固,而阴阳之际也。此处河山、秦岭正是长安背依的自然屏障,函谷关则是与中原联系的关键通道。 因此,长安的历史是自然和人文相互作用的结果,也是中华民族文明不断发展、壮大的见证。中国历史的所有朝代都对长安留下了深刻的印记,这些物质文化遗产为后人提供了宝贵的历史信息,是对华夏文化和哲学的深入探索。“金城千里,天府之国”,这是对中国关中平原的精准描述。这座位置优越的自然城堡被山峦和河流所环绕,像是一座规模宏大的天然屏障。秦岭、陇山、黄土高原、黄河等巨大自然屏障,同时也为其众多的族群提供了宝贵的土地资源。 春秋战国时期,“四塞之国”的长安城作为西汉王朝的政治、文化、经济中心,促进了“文景之治”和“汉武盛世”的繁荣。这里是“丝绸之路”的东端,与罗马帝国一同称霸东西方世界。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作为各个割据政权的首都,长安城一直保持其重要性,直至隋文帝建造大兴城后的583年。大兴城改名长安,在唐代增建宫殿,在当时成为大唐盛世的象征。 今天的西安是陕西省的省会,是中国七大区域中心城市之一。在教育、科技、制造等方面,西安成为中国大城市的样板。这个地处中国内陆的城市在20世纪70年代经历了一次政治、经济的重塑,迎来了更为辉煌的新时代。长安城的历史和现实为我们提供了关于如何在自然和文化条件下实现城市的发展和繁荣的深刻思考。中国建立自己独立的大地坐标系统的过程充满了科学的力量与智慧。通过科研人员的实地考察和综合分析,确定了咸阳市泾阳县永乐镇石际寺村境内的“34°32′27.00″N、108°55′25.00″E”位置,这就是我国大地原点,也是我国水平控制网中推算大地坐标的起点。通过它我们可以准确地知道自己身处在何方。 同时,我国国家授时中心(陕西天文台)本部位于陕西省西安市临潼区,在这里,我们获得的北京时间是从国家授时中心发出的。国家授时中心是我国重要的科学研究机构,承担着国家标准时间的产生和保持任务。它是我国关键技术基础设施、重要战略资源和国民经济持续发展的科技支撑,其地位尤为重要。这一过程充分彰显了人类对自然科学和技术探索的勇气和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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